李放春：黄土沟土改的历史记忆

　　头一次听说“恩德财主”，大约是十年前的事。1997年盛夏，笔者与几位老师到陕北的一个村庄──米脂县杨家沟进行口述历史访问。土改以前，杨家沟是陕北著名的“地主窝”。村中有一座依山靠崖修建的“扶风寨”，有百余年的历史。地主们过去大多聚居在四周城墙环绕的寨子上。直到1947年土地清算后，这个“封建堡垒”才被彻底捣毁。我们到村的时候，杨家沟的土改正好过去了五十年，庄里不少上年纪的老人曾是那段历史的亲身经历者。不消说，这道黄土沟沟里的土改故事也特别生动而丰富。“恩德财主”的记忆，就是村人谈起斗地主的往事时勾出来的1。

 

　　一

 

　　杨家沟的地主都姓马，是一家人。其先祖发迹于清朝康乾年间，属于典型的庶民地主。马氏迁居杨家沟后，逐渐成为显赫的地方望族，历二百余年而不衰。在马氏的继嗣中，尤以老三门里嘉乐一支的户气最旺。自其列祖马嘉乐（1773-1851）创建“光裕堂”起，子孙们也都各建堂号，以堂代名。土改前，杨家沟的地主绝大多数是马光裕堂的后人。

 

　　在这个二百来户的村庄里，地主有多少？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是“七十二户”。这个数字虽不精确，却也并不离谱。1942年，张闻天曾在杨家沟进行典型的地主经济调查。据当时统计，杨家沟有地主五十五户，其中堂号子弟有五十一户2。到1946年秋冬土改开始的时候，该村地主已分化为七十七户（其中十四户住在邻近的寺沟），占总户数的四分之一还多3。土改时，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发行公债的办法，从杨家沟马氏地主手中共计征购了两万余亩土地4。

 

　　杨家沟的老支书郭成明（1924年生）一家是外来户，爷爷辈时迁到杨家沟给地主“安庄稼”，土改时才分得土地、?房。他在回顾村史时说，杨家沟过去的情况是“两极分化”5。这显然是习得的政治术语，不过用来描绘杨家沟的社会图景倒也不夸张。杨家沟的土地绝大多数归堂号地主们所有；马氏地主之外的农户则很少有地，多是租种、安种地主的土地，或做石匠、木匠。革命前的杨家沟可说是比较标准的“封建社会”。共产党搞土改，在这儿开展阶级斗争应该是再合适不过了。

 

　　1946年秋冬至1948年春，杨家沟先后进行过几轮土改，土地征购了，浮财清算了，地主也被斗争了。此外，马氏堂号地主家的光裕祠堂前还立起了劳动人民翻身纪念碑。对杨家沟人而言，土改真可以说是改天换地的大事情。革命过后，绝大多数地主离开了村庄，杨家沟变成了“受苦人”、“揽工汉”的天下。

 

　　二

 

　　杨家沟的地主被消灭了，昔日寨子里驮运租子的车马喧嚣也早已成为历史。然而，五十年过后，那些堂号地主们还没有在村民们的记忆中湮灭。而且，村庄记忆中那一个个活生生的财主，也和正统叙事中常见的地主形象有着相当距离。

 

　　郭成明一家迁来杨家沟，先后换过依仁堂、育和堂等几个主家。谈及家史时，他不经意地冒出一句话来：“这庄里的地主不苛刻〔对待〕穷人”6。郭成明在土改时是积极份子，也是土改的直接受益者。清算那年，他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后来又长期担任村干部。自然，他说这话没有“反攻倒算”的嫌疑。而且，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支书的看法实际上也代表了村人比较一致的观点。在口传记忆中，杨家沟几十户地主里头不但没有“黄世仁”式的恶霸，倒有几位还留下了“恩德”的口碑。1947年清算大会上被斗的马醒民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。

 

　　马醒民（1890-1961）是杨家沟名气最响的地主，人称“二财主”。光裕堂的四世孙共有二十五个，他是其中之一。马醒民与兄长马瑞堂都是村中首屈一指的大户。他们在1920年分家，各自拥有上千垧（当地的土地计量单位，每垧约相当于三亩）的土地。这弟兄二人不仅家资甚厚，而且口碑甚佳。在张闻天调查的时候，曾记录一首庄里伙计们传唱的歌谣，其中有“骑骡压马裕仁堂〔马醒民的堂号〕，恩德不过育和堂〔马瑞堂的堂号〕”一句，说的就是他们。对此，他们的侄儿马师麒（1919年生，访谈时村中仅剩的堂号地主）曾这样评论：““骑骡压马裕仁堂”，那也没骑骡压马；“恩德不过育和堂”，这个还有些根据。”7确实，用“骑骡压马”来形容马醒民并不十分妥当。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土财主，不仅受过高等教育，还曾到日本留学。抗战期间，马醒民当过陕甘宁边区的参议员。在口传记忆中，马醒民的恩德故事之多不让乃兄，这与他的个人魅力、社会影响，以及在村庄历史中的重要作用是分不开的。

 

　　马醒民在日本留学时学的是土木工程，在建筑学方面见识颇广。回乡后，他曾亲自设计、监修了自己的私宅“新院”，巧妙地将欧式拱券风格融入陕北?洞文化中。村人对马醒民的记忆往往和这处院落联系在一起。“新院”工艺考究，耗资巨大。从1929年破土动工，一直修了十年也未能竣工。据说，二财主对用料、施工都相当挑剔，一石一木不合心意都要另选。在革命年月里，“新院”自然是地主阶级奢华生活的历史物证。然而，在村民口中，“新院”却成了“恩德财主”的记忆载体。这从何说起呢？

 

　　三

 

　　1928、1929两年，西北持续大旱，饥荒严重，造成数百万人死亡。杨家沟附近的灾情也相当严重，因此上年纪的村人对“民国十七、十八年”都有深刻的记忆。

 

　　“新院”正是在1929年动工修建。“马醒民那阵儿是跌下民国十七年啊一个年成、十八年一个年成，那他将散这粮呀，券〔方言，修建〕那地方！”在寨子上住的刘成高（1913年生）当年曾为修“新院”出过工，老人家对那段往事自有一番认识。“这是谨村里的。村里的你就两个能〔合〕抬一桶水，都用上，为叫吃！”抬一桶水用上两个劳力，如此雇工虽不经济，却让不少村人在饥荒年月有了口饭吃。为了修这处宅院，马醒民不吝财粮。“哎呀，那家伙那工大啦！那人口多少，粮直吃完！”8

 

　　后来，二财主还要向其兄借粮施工，甚至不惜卖地买粮。村里的盲说书人李怀山（约1925年生）把故事讲得有声有色，仿佛马氏弟兄的对话就发生在眼前9：

 

　　到了民国十九年上来春上呀，正饿人着了，那下哥哥的那儿借米，要借十五石米了。就这马醒民！借的修这个地方了。哥哥说了个甚？“哎呀，咱借上十石嘛。这年成败代，你迩刻〔方言，如今〕修这个地方，这不能修了嘛，你看这跌年成跌了二年了嘛！咱借上十石！”看借那不借！十石少了，不借了。他卖地呀。把地卖的，山西往过拉粮了，硬山西拉过来的！

 

　　刘成高在土改清算地主时是参加过贫农团的，可评价起二财主来就是一句话：“恩德财主！那驴日的〔方言，无实意的口头禅〕！”10

 

　　类似的故事不止一个。从杨家沟去邻村寺沟以前必须绕沟里走好一阵子。于是，迁居到寺沟的承烈堂就着手开工打洞。巧的是，这项工程也是在民国十八年破土。寺沟的中农子弟王怀亮（1921年生）那年只有九岁，已经开始拦羊挣钱。他很清楚打洞的掌故11：

 

　　那洞是那些〔地主〕开的。那些打开那个洞，那些嫌走沟里远呀，这儿过去就平平嗟过去了。人家打过去来。那阵那旧社会那就叫民国年，那阵那是十八年上打的。年成不是不好？头不好啊，一满过来些人〔外地饥民〕啊就那儿争打了。你给我饭管上！哎，就挣吃饭。那还有不要的了！那还有要的，有不要的。要一来这人，你比如说一顿给吃一碗，就那稠饭给吃上一碗。你吃给两天呀，这就你愿吃三碗五碗你吃去！一来了还怕你吃死！上去那打两下洞哇，那胶泥土那有个劲了？那就那么舍〔方言，歇〕着了，掏给一阵呀，下来蹭的吃饭。

 

　　王怀亮是寺沟资格最老的党员，一肚子的革命故事。土改时他也是积极份子，还参与砸掉了光裕堂马氏光耀祖宗功德的“十七通碑”（它们正好立在从王家手里买来的坟地上）12。不过，提起地主家打洞的往事，这位爽朗健谈的老人感叹道：“那把人救了，把人救下了！”

 

　　显然，在那场大灾荒中，马醒民等人券?打洞大兴土木的一个用意是以工代赈、救济饥民。他们的土办法有其精明之处，同时又践行了革命前乡村秩序中为富而有恩的伦理角色。早在光绪末年（1908年），杨家沟周围十余村的民众曾联合在村中立起一块“德惠碑”，纪念堂号子弟马子衡在光绪年间数次赈济灾民、“德惠我乡”的善举。碑文中赞誉马氏家族“自高曾以来，世有隐德”，子孙们“凡有义举，无不协力输资，以臧厥事，而于救荒尤竞竞焉”13。看来，“恩德”已积淀成为当地生活世界中的一个传统14。西北灾荒事件，则是恩德实践的又一个历史契机，而村庄的传统道德秩序与权力关系也得以在实践中被“再生产”出来。

 

　　然而，那时的大历史也已开始进入土地革命的轨道，财主与穷人共处的那个生活世界不久就要被彻底改变了。

 

　　四

 

　　1934年，杨家沟附近开始“闹红”。当时发生的“撒传单”事件，让财主们惊出一身冷汗。红军开列出要杀的地主“黑皮”（方言，即恶霸流氓）名单中，马醒民等堂号地主都榜上有名。“第一杀上马维新，能救多少人。第二杀上马醒民，土地都能种。第三杀上七老爷，……”15于是，地主们又像上一世纪防“回乱”那样“上寨子”，还请来了国民党的一个连队驻防。该部队在杨家沟的时候，曾捉拿了邻村管家咀一名绰号“恨不动”的红军，并将其处死。

 

　　在本庄里，曾为马醒民的“新院”领过工的名匠李林盛就是一名“红军”。他在“上寨子”期间也差点被捉拿，只是趴羊群、跳茅圈，才得以死里逃生。不过，村人记忆中最早的“红军”却是一名马氏子弟──马汝翼。他一家和光裕堂财主家都在同一个老祠堂祭祖。据其四弟马汝直（1923年生）说：“和财主家门坡远着了，不过班辈都解开〔方言，知道〕了。”16出身书香门第的马汝翼，从绥德“四师”（即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）毕业后，没有继承父业去当教书先生，却执意干起了地下党这种“要命生活”。结果，一次秘密开会时遭国民党军队围捕，寒冬腊月里跌死在外乡。马汝翼之死，仿佛象征了某种已不可逆转的历史决裂。

 

　　国共联手抗日以后，米脂县划入八路军警备区。不久，杨家沟正式成了“红地”。抗战期间，地主们和共产党维持着过得去的关系。作为富甲一方的大户，当年马氏承担了不少“救国公粮”。另外，在马氏家族志中，还载有堂号地主们向驻防米脂的三五九旅赠粮一千石的故事。难怪村人传说，毛主席曾私下评价说：“杨家沟的地主对中国革命有贡献”17。

 

　　然而，这并不能改变杨家沟财主们的历史宿命。土改这场乡村革命最终一举打垮了地主，而“恩德财主”的文化／权力实践随之也退出了杨家沟。前面提到的说书人李怀山是“老红军”李林盛的侄儿，土改时家里分到十来垧地、一孔?。他年轻时常给财主家说古书，自称还曾给“毛老子”（即毛主席）说过新书。聊起“背转环境改革土地”的往事时，这位“李仙”的话意味深长：“你就怎么好的地主呀，要你穷了！”18

 

　　五

 

　　1947年初土地清算时，斗争马醒民及其他堂号地主的群众大会就在“新院”里召开。清算时任乡农会主任的刘成荣（1911年生）说：“那一般群众舍〔方言，呆〕到旁处，谁有冤枉，地主以前对你咋些，你咱诉苦。给地主另退开个场场，地主另集中的半切，在那个场场上。”19工作团发动周围村庄的群众起来向地主诉苦、提意见。据村人说，那次会上，“那人提得可多了！”